2025 年 8 月 12 日，天津港大爆炸迎来十周年。当年那场夺走 165 条生命（含失联者）的灾难，在幸存者心中刻下的伤痕，从未真正消失。近日，一位化名 “老周” 的幸存者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，回应多年来围绕自己的 “苟且偷生” 争议 —— 有人曾质疑他 “既然活下来了，为何不拼尽全力追责”，也有人不解他 “为何能如此平静地过普通人的生活”。这篇文字揭开了幸存者群体在十年间的心理挣扎与成长：** 平静不是遗忘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责任。**
老周是当年爆炸核心区某物流公司的夜班调度，爆炸发生时他被气浪掀飞 30 米，右腿粉碎性骨折，昏迷 72 小时后获救，但同办公室的 5 名同事全部遇难。“醒来后看到新闻里的死亡数字，第一个念头是‘为什么死的不是我’。” 这种幸存者内疚（Survivor's Guilt）成了他最初几年的心理枷锁。
争议始于 2018 年，有遇难者家属在纪念活动上情绪激动地指责部分幸存者 “只顾自己疗伤，忘了谁该为悲剧负责”，老周因当时拒绝参与公开维权活动，被贴上 “苟且偷生” 的标签。“不是不想追责，是身体和精神实在扛不住。” 他回忆，术后三年里，他每天要吃 6 种药控制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，夜晚反复梦见爆炸火光，听到警笛声就浑身发抖，“连下楼买瓶酱油都需要妻子陪着，哪有精力去‘拼’？”
外界的误解往往忽略了幸存者的创伤困境：据天津安定医院 2016 年的调查，爆炸幸存者中 78%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，其中 43% 有睡眠障碍，29% 出现回避行为（拒绝谈论爆炸、避开事发地周边）。“我们不是‘遗忘’，是身体在强迫我们‘暂停’，否则会垮掉。” 老周说。
老周的 “平静” 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：
- 物理空间的迁移与回归：2017 年，他随家人搬到天津郊区，刻意避开所有可能触发回忆的场景。但 2020 年，他主动搬回了距离事发地 5 公里的小区，“躲了三年，发现越躲越怕，不如试着面对”。如今他常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路过当年重建的物流园区时，会驻足看一会儿，“不再发抖了，只是心里会空一下”。
- 日常细节的疗愈力量：他学会了养花，阳台摆满了同事生前喜欢的月季；每天接送女儿上学时，会特意绕路经过当年救治他的医院，“看到门口的救护车，不再联想到爆炸，而是想起救过我的医生”。这些琐碎的日常，成了他与创伤和解的 “锚点”。
- 心理干预的支撑：前五年，他坚持每周接受心理疏导，从最初的沉默抗拒，到后来能平静讲述爆炸瞬间。“医生说，‘活着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尊重，不需要用‘追责’或‘痛苦’来证明自己没有忘记。” 这句话让他逐渐放下了自我苛责。
老周的 “责任”，藏在不被注意的细节里：
- 一份持续十年的名单：他的手机备忘录里，记着 5 位遇难同事的生日。每年这天，他会带着他们的照片去海边（其中 3 人喜欢看海），摆上他们爱吃的零食，“跟他们说说家里的事，比如我女儿考上了重点小学，就像他们还在身边”。
- 一场面向孩子的安全课：2022 年起，他加入了社区 “安全宣讲队”，用自己的经历给中小学讲危险品安全知识。“不讲爆炸的惨烈，只说‘遇到危险该怎么跑’‘为什么不能在危险品仓库附近玩耍’。” 他觉得，让活着的人学会保护自己，比反复控诉更有意义。
- 对遇难者家属的默默陪伴：他和另外几位幸存者自发组成了 “互助小组”，每年 8 月 12 日会去纪念碑献花，也会在遇难者家属情绪低落时上门坐坐，递杯热茶，不说太多话。“我们不劝‘放下’，只告诉他们‘我们也记得’。”
正如老周在文中所写：“有人说‘活着就要讨个说法’，但对我们来说，‘说法’重要，‘活着’本身更重要 —— 活着记住教训，活着保护更多人，活着让那些离开的人，以另一种方式‘存在’。”
十年间，社会对幸存者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。最初，舆论更关注 “追责”“赔偿” 等显性议题，对幸存者的心理需求关注甚少；而现在，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：** 灾难后的 “活着”，本身就是一场需要勇气的战斗，幸存者的平静不是妥协，而是对生命最坚韧的回应。**
天津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静认为，老周的故事折射出幸存者群体的普遍成长：“从‘被创伤定义’到‘定义创伤的意义’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的交代 —— 这不是苟且，是另一种形式的勇敢。”
十周年的风，吹过重建后的天津港。老周站在纪念碑前，轻轻抚摸着墙上同事的名字。阳光落在他脸上，没有泪水，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。“他们没走完的路，我们替他们走下去。” 这句话，或许就是对 “苟且偷生” 争议最有力的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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